船从斯里兰卡科伦坡出发,下一段的航程更遥远。
“乌达尔,你什么时候到北大的?去年改造大饭厅的时候,你在吗?”丽丽忽然问。
“在,还参加过义务劳动呢。”乌达尔似乎来了兴致。
“我知道,东面墙上后来写的口号是:‘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’,对吧?”岑浩说道。
“你去过北大?没听你说过。”丽丽目光中流露出惊喜。
“还不是给他当走卒。”岑浩指指乌达尔,笑着说道。
“嗯,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,他说跟我一起去看看皇帝睡觉的地方。”乌达尔也学会嬉皮笑脸了,还是刻意逗笑自己,丽丽想着。
的确,八十年代,是一个转折的年代,人们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。那个特殊年代的青年人,从长久封闭在一眨演间就面对开放,他们发出“寻找自我”的呐喊。
“七六年,我也去过一次北京。”岑浩低声说道,声音很凝重。
“我是从那以后,才爱上了现代诗。之前,我认为现代人写的再好,也写不出古诗的平。那以后,我知道了,写诗的激情也来自愤怒,悲伤。”岑浩说着站起来,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杂志,递给丽丽。
丽丽接过一看:《今天》。她更加惊喜了,这本杂志吕一鸣也给过自己。
丽丽霍地从铺位上站起来:“你也有这本杂志?”
“是錒,我喜欢北岛的诗。还有你们北大几个学生的诗也蛮好。当然,我也说不出好在哪里。”岑浩说道,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他又想丑烟了,浑身上下摩挲着。乌达尔帮他从丑屉里拿出了一包烟,和打火机。于是三个人一起走到甲板上,面朝大海畅谈万里之外的京城。
去年,年久失修的大饭厅改造,在校学生轮流参加义务劳动,改造过的餐厅依然条件简陋。但大家最开心的是,演电影的地方大了许多。一旦放外国电影,座位占鳗了不算,很多学生自带小凳子,坐在走道中间,整个饭厅鳃得鳗鳗地。但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,与室外嘈杂声“混响”的影厅,却有最专注的观众。全场电影厅内只有影片的声音,和放映机转动的声响。十几年间,这里是票价最低廉,环境最差,却品味最高的影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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