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重庆出现了两派，八一五和反到底，先是文攻打嘴仗，两派在解放碑各有据点，高音喇叭不断的互相攻击和咒骂，之后就有了小规模的斗殴，接着就发展成全方面的武斗，械，坦克，炮艇，这些现代热兵器都投入了使用。解放碑旁的交电大楼，就是激战场所之一。
儿园和学校都停了课，大一些的孩子，各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，乘坐免费火车，全国各地搞串联，小娃娃们都被家长关在屋里不能上街。
我和孙晓鸣经常跑到院子楼的阳台，爬上高高的围墙，观看嘉陵江对岸的望江厂，用空心炮弹，轰击临江门转盘的外贸大楼，就像看战争片一样，既紧张又兴奋，还有点害怕。有时马路上还有倒毙的武斗人员，冷冰冰的横在地上，几天都无人收尸。我们的院子里，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，也参加了武斗。有一个读初中的男孩，到我家厨房，拿走了一把劈柴用的刺刀，几天后，他就被杀死在二十九中的场上。还有一个男孩，扛回一把冲锋，在大院中央对着天，炫耀地扫了一梭子子弹。我和孙晓鸣有一天在垃圾堆，看见一颗手榴弹，吓得我俩撒开脚丫子就跑。另外一个胆大的男孩，居然把这颗手榴弹捡回家里去了。
到一九六八年，持续了一年的武斗，终于结束了。这年的夏天，我和孙晓鸣就读大井巷石梯高坡上的西来寺小学，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红小兵牌，牌的里面一层，是白底黑字的共产儿童团，学校组织我们看了电影《红孩子》，我们学会了唱共产儿童团团歌，我们的口令是：“时刻准备着”。手巧一点的学生，在家里用木头削了红缨，并抹上银粉，威武扬武地扛到学校来。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挺紧张，总感觉第二天就要发生战争似的。
一九六九年的春天，党代会“九大”召开了，整个城市沸腾了起来，连续几天，满街的游行队伍，打着彩旗，所有的大卡车都行驶在马路上，各个单位的代表在车上挥动着语录，喊着口号。大家跳着忠字舞，以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敬爱的**》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《满怀豪情迎九大》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、伴奏。回到家里后，还要举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。每个家庭都收藏了大量的**像章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领袖石膏像，**语录更是人手一册。每天在口上，换戴一枚领袖像章，是那个时代的时髦。**语录，更是烂熟于心，上街去买个东西，都要背领袖语录，诸如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。
然而不久后，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，因为各行各业都停顿了，青年人也没地方上班。从一九六九年开始，学校和街道就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，**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老三届，新三届的学生，要么去云南支边，要么去农村当知青。我们院子里16岁以上的孩子，几乎都响应号召，成为了光荣的兵团战士，或者是农村知识青年。个别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的，被称为社会青年，多多少少有点受人歧视。
进入70年代后，由于大批学生离开了城市，街道上开始显得冷冷清清，而我们这批小孩一天天长大，也开始了我们的故事。